生育率降低怎么辦：不是把女性趕回家，而是讓母親能重歸職場

“生二胎嗎？”

“不想要。生不起。”

不知不覺間，中國人的生育意愿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在被問到“你覺得一家有幾個孩子最理想”這樣的問題時，很多人會回答一個，即使是喜歡孩子的一般也就回答兩個。

一般來說，“理想的孩子數(shù)”，會大于“計劃生育的孩子數(shù)”。而“計劃生育的孩子數(shù)”，又會大于“實際生育的孩子數(shù)”。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又未必生得出。

當大家共同的理想孩子數(shù)不過是1~2個時，總和生育率一路走低，也就是必然之事了。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的生育率就沒有超過世代更替水平過。即使開放了“全面二孩”，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不止中國，全世界的生育率也都不太好看。全球224個國家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個。討論人口下降的《空蕩蕩的地球》里，提出了幾個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比如：

城市化讓小孩變成負擔，而非勞動力；

避孕方法的發(fā)展，讓女性可以控制自身的生育；

公共衛(wèi)生（潔凈的飲用水、疫苗）讓嬰幼兒死亡率大幅下降，所以不必“多生幾個以防不測”；

傳統(tǒng)會勸生催生的力量——親戚以及宗教，影響力都大不如前。

如今，許多女性更審慎地對待生育問題。如果說一孩還因為社會壓力而是某種“必需品”，那么二孩就是絕對的“奢侈品”。在生二胎時，很多女性都堅持“條件不夠就不生”。

為什么不想生二孩？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經(jīng)濟壓力。

不論哪個地方，托育和教育費用都讓人覺得壓力山大。如果再考慮到為了孩子而支出的購房費用，或者未來孩子成家立業(yè)需要存的“六個錢包”，就更讓人覺得“養(yǎng)不起”了。

即使今年養(yǎng)得起，明年也不一定養(yǎng)得起。對未來經(jīng)濟的不確定，也讓人們不敢生。

如果35歲就要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危機，還怎么養(yǎng)小孩？很多人覺得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穩(wěn)定，未來可能會下降甚至歸零。而每養(yǎng)育一個孩子，就等于背上了至少十八年的大額貸款。

即使有錢，也不一定有人手。如果夫妻雙方里的一個人回家?guī)?，家庭的風險抵抗能力就會下降。如果老人來隔代帶娃，則要面臨不同代際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如果選擇家政或者托班，各種虐童的負面新聞又讓父母膽戰(zhàn)心驚。

就算以上都解決了，還有孩子看病難，入園入托難，公立進不去，私立費用高等等問題。2019年鄭州的研究里，國企女職工的孩子只有25%想方設法擠進了便宜又高質量的公立幼兒園。其余都不得不選擇昂貴又質量差的私立幼兒園。

另外，目前職場的工作時間，和孩子的上學接送時間常常是沖突的。如果家長總是請假接送，就會面臨難以晉升甚至失業(yè)的風險。

最后，隨著價值觀變遷，孩子帶給父母的滿足感其實在下降。現(xiàn)在的父母更希望靠自己實現(xiàn)夢想，而不是寄希望于孩子來實現(xiàn)夢想。至于孩子曾經(jīng)提供的養(yǎng)老、提供心靈慰藉等功能，如今也可以靠社會化養(yǎng)老、興趣愛好等其他方法來滿足。

現(xiàn)在，只有一小部分家庭優(yōu)越、經(jīng)濟穩(wěn)定、幸福感較強的女性，能沒有后顧之憂地生育二胎。

2017年，湖南的研究顯示，女職工生育期間得到的勞動保護越好，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河南的研究顯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幸福感越強，身體越健康，就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福建的研究顯示，主觀幸福感越高，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公共教育滿意度越高，農(nóng)村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讓女性回家，生育率就會高了？

生育率和人口，已經(jīng)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點。

在這個問題上，一些歧視女性的聲音也開始出現(xiàn)。比如常常出現(xiàn)這樣一種論調——讓女人出來工作，生育率才下降了。只要恢復到讓女人回家?guī)蓿首匀痪蜁仙?/p>

很遺憾，這種想法不但歧視女性，而且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生育率。

城市化，已經(jīng)讓孩子從“勞動力”變成了純粹的“吞金獸”。對科學育兒和對學歷教育的追求，都讓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水漲船高。即使退回到男性獨自養(yǎng)家，女性照顧家庭的模式，很多家庭也會因為擔憂經(jīng)濟風險而不敢多生。

支持女性即使生育也能重回職場，長遠來看才是提升生育率的好辦法。

傳統(tǒng)理論，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的新家庭經(jīng)濟學認為，女性越是參與職場，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養(yǎng)育的子女就越少。因此，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應該與生育率成負相關。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女性收入和子女數(shù)目不是簡單的收入越高，子女越少。而是一條先降后升的曲線。當女性的收入升高到一定地步，生育的子女數(shù)目反而會上升。

事實上，貝克爾的結論在1970-1980年之前是成立的。但在此后，事情發(fā)生了變化。

清華大學的研究者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1985~2010年間，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總和生育率往往也越高。

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的國家，總和生育率也越高 | 參考文獻[3]

悉尼大學的研究者，也總結出了類似的曲線。瑞典、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都遙遙領先。

不同國家女性就業(yè)率與生育率之間的關系 | theconversation

200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者在《自然》發(fā)文提出，隨著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提高，社會更加進步，兩性更加平等，生育率會先下降，然后緩慢回升。

轉折點在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0.9左右，這大致相當于75歲的預期壽命（我國已經(jīng)達到76.9歲），25000美元的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我國現(xiàn)在在10262美元），以及衡量識字率和入學水平的教育指數(shù)達到0.95（我國現(xiàn)在大概在0.66左右）。

隨著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橫軸）的提升，

生育率（縱軸）會先下降然后爬升。

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0.9左右是轉折點。| 參考文獻[7]

說回中國，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其實我國按照省份來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一直都是正相關的。

中國省級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 | 參考文獻[3]

上圖中，北京上海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低，主要是因為受教育時間長，因此15-19歲之間很少參與勞動；另外比較能保證按時退休，因此55歲后勞動參與率迅速下降。

當然，其中還牽涉到各省份經(jīng)濟發(fā)展不均衡等原因。但至少可以說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之間，絕不是簡單的“退出職場就會多生孩子”的關系。

而就國家總體來看，由于促進兩性平等的措施力度減弱，這幾年中國總體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其實在下降。同一時間段內，總和生育率并沒有因為女性“回歸家庭”而上升，相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不斷下降，如今已經(jīng)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我國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差距在變大，其他國家在縮小 | PIIE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才是正道

要提升如今的生育率，辦法絕不是回到低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時的路子——把女性趕回家庭。

人不能再次邁入同一條河流。社會已經(jīng)改變了。我們不能退回低財富、低壽命、高死亡率、高文盲率的狀況，也不能犧牲一半人口的潛力和生產(chǎn)力。

如今，很多女性會選擇先立業(yè)再成家。先發(fā)展職業(yè)，到自己“收入下降”和“脫離勞動力市場”的風險降低到一定程度時，才選擇生育。不會被職場拋棄，有存款或收入，是她們生育的前提。

有意思的是，與具有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女性相比，具有現(xiàn)代平權觀念的女性更可能獲得相對更高的收入，從而抵御生育風險。

2019年的一個研究分析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觀念極其傳統(tǒng)守舊的女性，工資收入比對應的男性收入低了58%。而觀念現(xiàn)代平等的女性，工資收入則比對應的男性收入低了25%。

在女性群體中，平權意識越高，收入就越高 | 參考文獻[4]

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女性，越可能“生不起”。而越是認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女性，越可能“生得起”。

在生育帶來的風險足夠可控時才生育，不止是女性的理性選擇，也是很多男性的理性選擇。在經(jīng)濟波動大、個人責任大的今天，雙薪家庭無疑更能抵御各種風險。

促進兩性平等，減少兩性同工不同酬的現(xiàn)象，讓女性有信心有辦法回歸職場，才是真正的“催生藥”。

而政府制定的影響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可以被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通用型家庭政策（general family support）：鼓勵“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性別分工。比如給每個孩子定額的育兒補貼，給母親一定長度的育兒假。由于女性的收入一般低于男性，這樣的政策更鼓勵女性為了育兒和家庭退出職場。這種類型的例子有意大利。

第二類，雙薪型家庭政策（dual-earner support）：鼓勵父母雙方都實現(xiàn)“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為生育的女性保留職位，給予的育兒補貼與母親薪酬相關（母親原本的薪水越高，則休育兒假期間補貼越多），給父親專門的“父親育兒假”。這樣的政策，會保證女性不會因生育離開職場，鼓勵男性更多地參與育兒，促進兩性平等。這種類型的例子有瑞典。

第三類，市場型家庭政策（market-oriented）：政府不太主動干涉社會里的性別分工，以上補貼都不多，讓市場來解決生育中遇到的困難。這種類型的例子有美國。

近些年來，發(fā)達國家發(fā)展家庭政策的重點，是雙薪型家庭政策。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幫助女性不要因為生育退出職場，才是“經(jīng)濟-人口”的雙贏之道。

最好的母親節(jié)禮物

工作與家庭，本不該是互斥的關系。一段令人滿意的人生里，本來就該有工作也有家庭，有實現(xiàn)個人價值，也有建立情感鏈接。就像一份健康的食譜里，本來就該有主食，有蛋白質，也有蔬菜水果。

希望有一天，母親們不必再被問到“你打算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男人怎么平衡，女人就怎么平衡。如果沒有人能夠平衡，說明社會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

最好的母親節(jié)禮物，就是讓母親不必撕裂著取舍。

工作和家庭，我全都要。

參考文獻

[1]魏煒,林麗梅,盧海陽,鄭思寧.主觀幸福感、公共教育滿意度對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基于CGSS實證分析[J].社會發(fā)展研究,2019,6(03):120-134+244.

[2]田文靜,羅陽,王翠雪,宋曉艷,郭紫璆.孕產(chǎn)期勞動保護規(guī)定實施現(xiàn)狀及其對在職育齡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以湖南省為例[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7,31(05):51-60.

[3]蒙克.“就業(yè)—生育”關系轉變和雙薪型家庭政策的興起——從發(fā)達國家經(jīng)驗看我國“二孩”時代家庭政策[J].社會學研究,2017,32(05):218-241+246.

[4]卿石松.中國性別收入差距的社會文化根源——基于性別角色觀念的經(jīng)驗分析[J].社會學研究,2019,34(01):106-131+244.

[5]張慧娟. 城市職業(yè)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D].鄭州大學,2019.

[6]Becker, G.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London.

[7]Myrskyl?, M., Kohler, H. P., & Billari, F. C. (2009).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460(7256), 741-743.

[8][加]達雷爾·布里克 ,[加]約翰·伊比特森,空蕩蕩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沖擊，機械工業(yè)出版社

[9]想生娃，工作也不落下？看看這些國家怎么幫助女性. (2019). 果殼 https://mp.weixin.qq.com/s/ohxn_X9fEDc76GDPVeVhwA

[10] 王彭湖、林偉，北京市女性經(jīng)濟參與率和就業(yè)狀況分析——兼與上海比較

作者：游識猷

編輯：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