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人“一到精神健康周，精神就不好”？

當今社會，精神和心理疾病已經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在各種媒體上，有著大量的相關報道和討論。然而根據最新的研究，學者提出一種“患病率膨脹”假說。

撰文 | 李長青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wèi)生日。設立這個“節(jié)日”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對精神衛(wèi)生的認識，應對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挑戰(zhàn)，也為了促進公共衛(wèi)生和行政管理者積極應對全社會精神健康危機，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法規(guī)。

每當此時，就會有大量的機構、非營利組織乃至業(yè)內專家、社交媒體出來呼吁，告訴我們現在社會上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有多么嚴重，要伸出援手，要尋求幫助。

不過，也有專家對這種活動的價值持懷疑態(tài)度，代表就是英國精神病學家西蒙·衛(wèi)斯理（Simon Wessely）。而且，在這派觀點的背后，是一些新研究給出的證據支持。

過度關注，弊大于利？

西蒙·衛(wèi)斯理是前英國王家精神病學會主席，還是200年來首位擔任英國王家醫(yī)學會主席的精神病學家。與全世界其他國家類似，英國也有自己的精神健康關注周，從2001年開始，在每年的5月份。他在2017年《英國醫(yī)學雜志》（BMJ）的一篇專訪中說：“每到精神健康周，我的精神就不好。”在這篇訪問中，他認為當前對精神疾病的宣傳已經有些過頭，很多人因為正常的精神心理反應就診，讓已經捉襟見肘的精神衛(wèi)生服務資源更加不堪重負，也影響了那些真正需要服務的病人。

西蒙·衛(wèi)斯理的觀點目前在大眾傳媒大概依然是非主流，盡管不乏專業(yè)內部的支持。隨著一些最新研究結果的發(fā)表，這個觀點逐漸有了事實依據。

《紐約時報》2024年5月報道了兩項試驗結果，并采訪了主要的研究者。

一項試驗是在英國開展的，叫做“青少年韌性研究（My Resilience in Adolescence，MYRIAD）”。該試驗納入了英國85所學校的8000多名青少年。根據學校的規(guī)模，隨機給一半的學校提供以學校為基礎的心理健康課程，一共10堂，每堂30到50分鐘；另一半學校則是照常上課，沒有專門的心理健康課程。試驗的結果，接受心理健康課程的學校學生不僅在幾個主要指標（焦慮、抑郁）上沒有明顯改善，反而在幾個次要指標（多動、強迫行為、驚恐發(fā)作）上更差了。

而在同一時間段的澳大利亞，一項納入37所學校兩千多名學生的試驗也發(fā)現了類似的結果。參與心理健康課程的學生表現出更多焦慮和抑郁的癥狀。

鑒于這樣的結果令人出乎意料，上述兩項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國劍橋大學的露西·福爾克斯（Lucy Foulkes）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杰克·安德魯斯（Jack Andrews）在2023年4月的《心理學新觀點》（New Ideas in Psychology）上發(fā)表聯(lián)名文章，將這個現象歸結為患病率膨脹假說（prevalence inflation hypothesis）。

患病率膨脹假說

患病率膨脹假說認為，當前精神心理疾病發(fā)病率的上升，部分是由于宣傳造成的。不過這種影響也有正負兩個方面。

正面上，宣傳活動讓以前一些應該就診的患者認識到自身的問題，通過破除對精神心理疾病的偏見和歧視，也讓患者就診阻力減小。這部分患者是宣傳真正應該爭取的，也是宣傳活動應該繼續(xù)的原因。

而負面影響則主要是來自過度解讀（overinterpretation）。過度解讀既來自宣傳，也來自自我。一些宣傳活動沒有區(qū)分正常的情緒反應和真正的精神心理疾病，鼓勵存在不良情緒的人大膽“走出來”，“說出來”。社交媒體有時候還會美化精神心理疾病，讓抑郁癥看起來時髦和酷。而個人的過度解讀則往往通過一種個人預言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過程：一個人如果被自己和他人貼上了某種心理疾病的標簽，他們就會傾向于表現更多這種疾病的癥狀。最常見的例子是焦慮：很多人都有焦慮，一些焦慮癥狀是正常的，比如害怕在大眾場合發(fā)言。但如果被貼上焦慮障礙的標簽，有些人就會積累更多焦慮癥狀。

前文提到的西蒙·衛(wèi)斯理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也和過度解讀有關，是關于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他個人曾經長期從事軍人相關的精神心理障礙研究，他發(fā)現在創(chuàng)傷事件發(fā)生后立即進行心理干預往往效果欠佳，甚至還會增加創(chuàng)傷后的應激癥狀。他給出的建議是應該讓傷者盡快回歸家庭和朋友的環(huán)境中，如果幾個月后依然存在嚴重癥狀再進行干預。原因是早期干預的人了解到創(chuàng)傷后應激可能會出現的癥狀，這會讓創(chuàng)傷者對應激癥狀存在“期待”，并放大可能出現的癥狀。

如前所述，患病率膨脹假說和衛(wèi)斯理的觀點至少在大眾媒體層面還不是主流，大部分人還是相信宣傳和教育利大于弊，何況還有一些試驗結果是正面的。福爾克斯和安德魯斯文章的主要目的，還在于呼吁對這個假說進行更多的研究，也列出了很多研究思路。結論如何可能還有待觀察。

社會問題的醫(yī)學化

柯萊特·沙德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曾在社交媒體上征集人們對精神心理健康宣傳活動的看法，有很多人回復，其中一位診斷為抑郁和焦慮癥的建筑工人回答道：“我討厭這些宣傳。……他們對背后一座糞山視而不見，只知道拿蒼蠅拍打蒼蠅。”

沙德在美國《國家》（The Nation）雜志發(fā)表的文章中引用現代病理學之父魯道夫·威爾嘯（Rudolf Virshow）的說法，將流行病分為自然流行病和人工流行病。前者影響任何社會階層，后者則主要影響窮人。換句話說，很多健康問題其實也是社會問題。

大眾對宣傳反感，一方面是這些旨在提高人們對心理疾病認知的宣傳對他們沒有用。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心理疾病的存在，而是缺少就醫(yī)的渠道和資源。比如在美國，很多心理醫(yī)生不接受保險，一次心理治療的花費就可能150美元，精神病專家則要250美元。一些接受保險的地方也要自掏幾十美元。很多美國人平常沒有攢錢的習慣，賬戶余額很多不到400美元。

另一方面，其他諸如貧窮、失業(yè)、文化和種族沖突，以及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都是讓人焦慮的問題，很多問題伴隨一個人的一生，還會繼續(xù)加劇。重大氣候災害會給群體帶來深遠的精神心理創(chuàng)傷。這些并不是提高人們對心理疾病的認識就能夠解決的。

自從1977年美國心理病學和精神病學家喬治·恩格爾（George Engel）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以來，社會因素對身體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愈加明顯。不管是身體疾病還是心理疾病，僅僅當成是一個醫(yī)療保健問題，是把社會問題醫(yī)學化。

單純靠宣傳活動和教育依然會存在一些無法解決的心理健康危機問題。雖然存在一些爭議，但質疑的人也認為精神心理健康宣傳有積極的方面，像世界精神衛(wèi)生日這樣的活動還會繼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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