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詳細記錄31種彗星？漢代人的“天文”成就不得了！

蒼穹遼遠，滿天星斗，自遠古以來就是令人神往的存在。在古人的心目中，日月星辰就叫“天文”，同時也是“道”的重要體現(xiàn)。成書于6世紀初的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開篇就說：

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

意思是天空中像玉璧一樣的太陽、月亮和一切瑰麗景象，以及地面上的錦繡河山，都是自然之道當中的“文”。作者劉勰認為天文、地理是跟文字、文學相似但更加原初質樸的美妙事物。對于這樣的美妙事物，古人是不吝觀察、研究和記載的。古老的《尚書》就有傳說中的堯帝派四位天文官往奔赴四方進行天象觀測的最早記錄：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當時人認識到，一年中有很特別四天：白天黑夜長度相等、白天最長、黑夜白天長度相等、白天最短；在這四天的黃昏時刻向正南方的天空望去，出現(xiàn)的分別是鳥星座、大火星座、虛星座和昴星座，分別對應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相當于今天所稱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四仲中星”，短短的記錄就足以體現(xiàn)出古人所掌握的天文知識：1）四季變遷與晝夜長短變化的關系；2）對某些恒星組合成星座并命名；3）昏中星星象周年變化的規(guī)律。

堯帝此舉被稱為“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即派遣天文官觀測天象、掌握天文規(guī)律，形成一套能指導民眾生產生活的時間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在后代不斷發(fā)展，演變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陰陽合歷歷法體系。與世界其他文明純用陽歷或純用陰歷不同，這套歷法體系十分獨特，需要精深的數(shù)理天文學作為基礎，我們熟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十四節(jié)氣”，就是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欽定書經圖說》中想象的堯帝“命官授時圖”

除了日月和五大行星運行這些具有一定規(guī)律性的天文知識，古人還對天空中不太常見的天象予以特別的關注。比如說彗星，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掃把星。不過，這只是一個統(tǒng)稱，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就有多達31種彗星的分類圖釋，包括白灌、天欃（chán）、竹彗、蚩尤旗等等，與后來傳世典籍中的記載都能相互印證。該帛書的寫成年代在公元前170年左右，正確顯示了彗尾總是背向太陽的規(guī)律，是世上現(xiàn)存最早的彗星圖譜。雖然圖的大小比例不一定得當，但正如著名科學史家席澤宗院士所說：

只要考慮到國外在公元66年才有一個出現(xiàn)在耶路撒冷上空的彗星圖；而歐洲人帕雷于1528年還在彗星的尾部畫著一只屈曲的臂，手里持著一柄長劍刺向彗核；在彗尾兩旁還繪著帶有鮮血的刀、斧、劍、矛，就更可以顯出這份彗星圖的珍貴了。

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的彗星圖，圖源：湖南博物院 (hnmuseum.com)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古人關注這些異常天象是出于占卜、預測的目的。上述彗星圖釋就是要“總結”不同形態(tài)的彗星與戰(zhàn)爭勝負之間的關系；而直至晚近，民間還有見掃把星晦氣的說法。這種思想由來以久，是古人認識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兑捉洝防锩婢驼f“天垂象，見吉兇”，天象和人間相互關聯(lián)，所以《易經》里也說：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與人文密切相關，這一觀念是致使史書方志中天象記錄占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不過，當觀測數(shù)據(jù)漸多，星占各派相互矛盾，又與實際情況不甚相符時，就會使人產生懷疑。宋代學者王安禮（王安石之弟）、歐陽發(fā)（歐陽修之子）等人曾奉旨審閱星占理論匯編《大宋天文書》，他們也不無感慨：“國家的治亂興衰系于君主品德好壞，各家占星術之間有相互矛盾之處，只是天文觀測相關部門的微末技術而已。”言下之意就是皇帝施仁政、不逆天，以及天象知識本身更加重要。

反觀同時期的西方，受亞里士多德四元素論影響，認為天上日月星辰是第五元素以太所構成，永不腐朽變化；人間世界則由水、火、氣、土四種元素所構成，能相互轉化。所以他們將彗星、流星以至新星爆發(fā)視為大氣中尋常的變化現(xiàn)象，進而忽視了對這些天象的觀測和記錄。直到哈雷運用牛頓定律計算出哈雷彗星的回歸周期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西方的天象記錄不夠用了，便把目光投向中國典籍。1859年，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和中國學者李善蘭翻譯約翰·赫歇耳的《天文學綱要》為《談天》，里面就說道：

近代天算家，所最究心者莫如彗。推彗之法，日精一日；考諸行星攝動之力，日密一日。遍查古史所記及測簿，以新法盡推其根數(shù)。

測簿，就是天象觀測記錄冊的古代名稱，有了上面記載的數(shù)據(jù)，就可以用牛頓定律推算出彗星的各種參數(shù)。反過來，通過現(xiàn)代天文學方法，也可以推算出古籍中一些天象出現(xiàn)的年代。如竺可楨先生就用歲差法，推定前述“四仲中星”為的殷末周初時代的星象。

英國皇家天文學會助理秘書威廉姆斯的《中國史書中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1640年的彗星觀測摘錄》（1871年出版）

除了彗星以外，古代還有超新星、太陽黑子、極光等豐富的天象記錄。總的來說，這些天象記錄在當時已是冠絕于世，直到今天仍然是寶貴的遺產，助力于科學研究，厥功甚大。

作者：陳志輝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 副教授

審核：王弘治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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