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地理學視域下的科學史普及策略

科學知識地理學視域下的科學史普及策略

——從《科學史講義II——天文臺、博物館、實驗室，科學實踐的場所》談起

德國有一種古老的手工藝品——瓶中船，顧名思義，酒瓶里有一艘船的模型。酒瓶瓶口很小，將模型船裝進酒瓶的過程對于消費者來說是不可知的?？茖W知識社會學家柯林斯（HarryCollins）用此類比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的黑箱化，當“認識之船”已經被裝進了瓶子，呈現給公眾之后，便沒有人再去想這艘本是由一堆木板和繩子構成的船，曾經是在瓶子之外的[1]?？茖W學（Science Studies）的研究，尤其是后現代思潮以來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就是以打開這一黑箱為主要研究目標的。例如，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建構主義科學編史學和以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為代表的科學知識地理學，都從不同的研究立場建構了分析框架，以試圖還原這艘知識之船裝入瓶中的過程。

2016年，加拿大著名科學史家，科學史期刊《伊西斯》（Isis）前主編伯納德·萊特曼（Bernard Lightman）邀請40名科學史研究者共同撰寫了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書，該書由40 篇科學史論文組成，共分為4個部分，分別是角色（roles）、地點與空間（placesand spaces）、傳播（communication） 和科學工具（tools of scienc）[2]。2023年6月，西安外國語大學的熊華寧、王娟、薛敏俠三位譯者將其翻譯出版，中文版書名譯為《科學史講義》，將這4個部分分為4冊，并加上了副標題。值得一提的是，原書名中的“companion”一詞用于期刊或者書名中時通常譯為附錄、增刊、手冊或者指南。譯者在這里使用“講義”一詞，以示該書的內容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科學史，而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史界新近的研究領域及研究轉向進行的概要性梳理，也更體現出這本書的目的是對公眾介紹最新的科學史研究現狀。

本文結合中文版第2 分冊《科學史講義II——天文臺、博物館、實驗室，科學實踐的場所》[3]，運用科學知識地理學的理論，考察科學知識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形成和傳播歷史，進而討論這一研究進路下的科學史在建構科學知識的過程中都做了哪些新的有益嘗試。

一、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

簡要回顧科學史編史理念的發(fā)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茖W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研究屬于其中的第三個階段。

首先，在科學史學科誕生時期，傳統(tǒng)的科學史觀認為，科學史是忠實記錄科學發(fā)生的歷史的學科，科學史的研究依照科學發(fā)展的歷史，屈從于科學發(fā)展的步伐，亦步亦趨地記錄科學成功的歷程。因而，判斷一個人科學史知識水平的標準也大多和其所掌握的科學知識的多少相關。在這一階段，科學史的主要目標是向社會展示科學知識的輝煌歷程。這樣的編史觀念后被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批評為是“輝格式”的。

繼而，隨著默頓（Robert K. Merton）的科學社會學研究的興起，關于科學發(fā)展的社會史進入了科學史的研究領域，也有了內史和外史之分，科學家的活動受到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科學發(fā)展的重心和發(fā)展的速度都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但科學的精神氣質并未發(fā)生改變，仍然在追求普遍性的真理。默頓撰寫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就代表了這一階段科學史家對于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的態(tài)度。這一時期科學史的理念側重強調了科學思想史和科學社會史。

科學史發(fā)展的第三個階段，即建構主義科學史階段，始于科學知識社會學對于科學本質的消解之后。此時，科學哲學界和科學史界認為，社會等因素不僅僅從知識的外部影響科學發(fā)展的方向和速度，而且對科學知識本身的生產和傳播都有影響。在這一階段，科學知識社會學、女性主義、人類學、科學修辭學以及語境論進路的科學史研究方興未艾。

對科學知識的歷史分析一直以來是專業(yè)科學史家關注的對象，然而，科學知識同時也是在一定的空間中存在的，因而，對科學知識的空間分析，即考察科學知識何以從地方性的空間獲得了具有普遍性的結果這一問題，既是科學哲學家的議題，又是科學史家的議題。在各個時期，不同學派的科學史家對于空間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影響著科學知識本身及其傳播的觀點并不一致。對歷史進行空間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拢∕ichel Foucault），他從空間、知識和權力三個方面構建了一條知識作為權力形式進行有效傳播的研究路徑[4]。利文斯通以空間為主題，考察了科學在空間中的傳播特征。他在《科學知識的地理》（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一書的開篇提出：傳統(tǒng)的科學觀認為，科學知識雖然產生于不同的地方，但是一旦我們稱之為科學的知識生產出來，則具有了普遍性的特征，超越了狹隘的地域性的限制，去掉了地方性的痕跡。也就是說，知識是在什么地方生產的，與知識的真理性無關，甚至專為科學研究而發(fā)明的“實驗室”這類場所，本就是為科學研究而有意識創(chuàng)造的一種“無地方”的、具有普遍性的場所[5]1-3。然而，如果從科學實踐的場所①，科學文化在區(qū)域中對權力、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建構過程，以及科學知識的傳播過程來看，科學顯然具有地方性的特性。地點、區(qū)域和傳播是科學知識地理學考察的具體路徑。

孫俊將科學知識地理學的研究內容聚焦到科學、空間與社會的關系上，他認為：“科學地理學以科學活動為研究對象，所要解決的是不同科學影響因素的區(qū)域差異對科學活動的影響，科學活動區(qū)域差異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以及對應的景觀塑造等問題，所要建構的‘科學—地理—社會’關系體系，既包括‘社會→地理→科學’，又包括‘科學→地理→社會’。”[6]與利文斯通不同，孫俊認為科學知識的地理性不僅受到地方性文化的影響，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甚至地方性知識在建構科學與空間的關系中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把科學知識地理學放在更為多元的建構主義分析框架中予以考察[7]。

二、以科學實踐的場所為主題書寫科學史

《科學史講義》正是當下第三階段科學編史策略影響下的科學史代表作之一。在其中有關科學生成地點的科學史研究部分（即中譯本第2 冊），萊特曼選取了以科學實踐的場所為主題的10 篇文章，圍繞地點與空間，按照時間與主題相結合的形式，從多個空間描述科學的發(fā)展歷程。按照科學知識地理學的觀點，科學知識始終與空間相關。首先，空間始終與知識和權力交織在一起；其次，任何科學知識都是在一定的時空下實現生產和傳播的。結合書中這一部分內容，筆者選取中世紀的大學、宮廷和家庭這三個在以前的科普主題中并不多見的場所，考察它們對建構科學知識的有益嘗試。

（一）中世紀的大學——科學知識走向社會

20世紀初，在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的努力下，科學史成為一門學科。而標志著一門學科的形成需要具備三個建制化的條件：專業(yè)研究隊伍和機構、學術研究以及學生[8]。這一標志或許也適用于中世紀歐洲大學誕生過程中科學的發(fā)展進程。

史蒂文·J. 利弗西（Steven J. Livesey）在《中世紀大學》一章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雖然大學不是探索科學的唯一場所，但它無疑是最重要的科研基地之一，無論是對中世紀的科學思想啟蒙和發(fā)展，還是對它的傳播和傳承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盵3]4利弗西將大學看作知識生產和傳播的空間，按照時間順序，考察了歐洲地區(qū)12世紀以前的教育機構和場所。

教育空間中的授課內容逐漸豐富。中世紀歐洲大學從最初只教授宗教，到逐漸因翻譯活動的興起納入哲學、自然哲學、數學和醫(yī)學著作，最后加入了天文學和音樂?？梢哉f，在中世紀的歐洲，與科學相關的數學和天文學是最后被納入大學教學體系的。11世紀前的教育行業(yè)幾乎被歐洲修道院壟斷，教育以培養(yǎng)修道士為主要目標，因而教授的內容圍繞著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神職人員開展。直到12世紀初，大學才通過將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文獻及阿拉伯語文獻翻譯成拉丁文教材等方式，引入了哲學、自然哲學、數學和醫(yī)學等內容。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在社會進步中誕生和進化[3]8?？茖W知識走入大學課堂，也表明了此時社會對科學知識需求的增加。12世紀初到13世紀，教學內容日漸豐富，天文學、音樂等課程在有些地區(qū)的大學課程表中也看得到了，對自然的量化分析也日益興起。

中世紀大學課程的教學方式也大致經歷了授課和辯論兩個階段。11世紀前，教會內部學校是為了培養(yǎng)修道士而開設，學習主要以自主閱讀為主，學生需要在沉思中獨自完成學習內容；此時另一部分培養(yǎng)世俗神職人員的學校，以從業(yè)需求為導向，主要任務是訓練學生完成各種宗教儀式。到了12世紀，大學顯著發(fā)展，隨著大學教授內容的不斷豐富，教師和學生人數增加，培養(yǎng)目標也發(fā)生了改變，培養(yǎng)經濟、政治與社會精英，為統(tǒng)治階級培養(yǎng)才華橫溢的學者成為大學教育的新追求。當然，上述培養(yǎng)目標有沒有實現是另外一個問題，本文暫不作討論。授課和辯論成為主要教學手段。授課及輔導講解的結合有助于學生用相對短的時間理解更為抽象的知識，而辯論能激發(fā)學生進行思辨，并利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

最后，中世紀大學對于知識在不同空間中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中世紀歐洲大學的發(fā)展歷史也是科學知識內容逐漸進入學校教育的過程，科學知識借此實現了從文本到大學再到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大學為社會培養(yǎng)了第一批雖然不一定直接從事與科學相關的事業(yè)，但卻掌握了科學知識的社會精英，為科學知識走出地方性的獨立空間，走向社會需求，走向公眾開創(chuàng)了一條至關重要的道路。

（二）宮廷——科學知識建構的空間

在《宮廷》一章中，里諾內華達大學歷史系教授布魯斯·T. 墨蘭（Bruce T. Moran）以歐洲早期的宮廷為研究對象，將宮廷視為科學家活動的主要場所，分析了科學家如何在宮廷獲得王公貴族的支持，宮廷又如何整合了科學家、工匠，建構了科學家作為專業(yè)人士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其間，還探討了宮廷對于傳播科學的影響。

首先，宮廷是科學家為獲得贊助而活躍的社交舞臺。近代以來的宮廷喜好左右著當時科學家的研究方向。君主和王公貴族們的個人品味、愿望和利益，都影響著科學家和科學實踐的內容。當貴族們需要工程和儀器來助力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時，以繪畫著稱于世的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便向盧多維科·斯福爾扎（Ludovico Sforza）公爵提出資助申請，不過，達·芬奇也必須要從滿足公爵的利益為出發(fā)點，以說服公爵雇傭他。在達·芬奇列出的10條個人優(yōu)勢清單中，前9條都是軍事工程方面的成就，最后一條則是表明自己在土木工程和建筑方面也有才能。這足以表明，科學家視宮廷為資助的主要來源，為了獲得資助，科學研究首先需要滿足貴族的實際需求。是否能夠得到貴族的資助決定著一位科學家能否走入上流社會，獲得經濟利益，當然也就決定著一項科學研究的前途和命運。盡管在傳統(tǒng)經驗的意義上，科學研究似乎是與自然打交道，以發(fā)現自然界的規(guī)律為追求，但是在考察科學得以開展的空間特征時，宮廷對科學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本性的。

其次，宮廷凸顯了科學儀器的社會性功能。科學儀器作為一種外交手段，成為科學家和宮廷貴族建構其社會地位的禮品?？茖W家依靠科學儀器敲開了宮廷的大門，獲得王室和貴族的資助，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而王公貴族們通過科學儀器的展示建構了他們自身的高貴品位和貴族身份形象。如16世紀歐洲宮廷中普遍以陳列各種發(fā)條驅動的儀器和自驅動的裝置來彰顯身份地位。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在謀求宮廷職務時，也曾向貴族資助者們贈送過配有他們個人銘文的天文儀器。這類科學儀器一方面幫助科學家獲得了資助，另一方面科學儀器具有稀有、精密、帶有對自然規(guī)律的掌控性等宮廷貴族十分看重的特征，使得它們在宮廷中成為貴族們爭相炫耀的奢侈品。這些科學儀器既彰顯了王室貴族們的品位，又強化了其擴張領土的野心，還為凝聚各類政治聯(lián)盟提供了一種工具。這些沒有在科學實驗場所被使用的科學儀器，在宮廷中找到了新的身份，實現了科學之外的社交功能?？茖W儀器在從實驗場所向宮廷展示區(qū)域傳播的過程中，實現了功能的轉移。

最后，宮廷建構了科學實踐活動的場所?？茖W家需要通過獲得王室貴族的認可來獲得資助，實現其科學理想，類似的，宮廷也重構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空間。在科學家走入宮廷之前，大學中教授的自然科學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式、形而上學的自然哲學，科學研究并沒有走出經典著作，走向自然。恰恰是宮廷的興趣推動了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方法發(fā)生轉向，使得科學走出書齋，走向自然界。如墨蘭在書中列舉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修建了天文臺。另一個例子是，美第奇家族曾經自掏腰包將伽利略的《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和由伽利略親手制作的望遠鏡作為外交禮物送給駐布拉格、巴黎、倫敦和馬德里的大使，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伽利略研究的社會知名度和地位[3]57-58。此外，來自宮廷的興趣愛好也改變了博物學、化學、醫(yī)學和藥學的發(fā)展方向。伴隨著殖民擴展，科學活動走出書齋，走向更為廣闊的自然空間和他鄉(xiāng)，為科學知識在地理空間中的擴展提供了契機。

（三）家庭

家庭是另一個鮮少被科學史研究關注的場所。唐納德·L. 奧皮茨（Donald L. Opitz）在《家庭》一章中將家庭作為科學實踐的基本場所之一，考察了家庭在科學活動的作用[3]115-131。早期的科學活動始于家庭，后來逐漸擴展到公共的實踐空間，甚至是田野。然而，家庭中的日?；顒雍推錉I造的氛圍與科學活動的空間交織在一起，共同起到了生產、傳播知識的作用。

首先，家庭是最早的科學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場所。在專門的科學實驗室創(chuàng)立之前，研究工作其實是在私人空間中完成的。不同的實驗內容被安排在家庭的不同生活空間中。如煉金術常常是在私密的地下室空間中完成。這樣安排，一方面是因為煉金過程的保密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煉金時可能存在的諸如爆炸、危險物品泄漏等影響到家庭其他成員健康和安全的情況。而另外一些希望向公眾展示的科學實踐活動，則被安排在方便外人接觸或者參與的房間里。

關于科學知識在實踐的場所之外的傳播，史蒂文· 夏平（Steven Shapin）與西蒙· 謝弗（Simon Schaffer）考察了英國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在發(fā)明了空氣泵之后，如何在公共場合通過演講、展示空氣泵實驗甚至將空氣泵作為社交的禮物贈送給王公貴族的方式來實現科學知識在公共空間的傳播與形象建構[9]31。與建構主義科學史研究相比，科學知識地理學在關注科學實踐的家庭空間時，認為家庭住宅設計受到了當時科學實踐活動的影響，科學實踐的空間選擇是科學家刻意為之的。如波義耳在自己的家中有一個專門的實驗室，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會向客人們展示空氣泵等實驗器材。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曾記錄過一次波義耳向查理二世展示空氣泵實驗的過程。雷恩爵士不但將這次實驗展示描述為可以“娛樂并教導”這位貴賓（查理二世）的活動，同時還認為，在適當的場合展示實驗，不僅對于從事科學研究的研究者具有啟發(fā)性，還應該對所有參觀實驗展示的旁觀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進而可以說服公眾相信實驗的結果[9]28-31。

其次，家庭空間對科學研究活動的影響在科學活動走出家庭空間后也還在持續(xù)。家庭理念始終在公共科學空間的設計和使用過程中起作用。在19 世紀初新興的公共科學研究空間中，在對空間進行分割和布局的時候，會劃分出類似于具有客廳功能的交往空間，用于成員間進行家庭聚會式的溝通和交流。如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有下午茶的傳統(tǒng)，每天下午的固定時間，科學家的家人們會準備類似于家庭聚會的下午茶，以促進同事間的溝通和交流。即使是從事野外工作的科學家，也會帶上家人一起進駐野外的科學活動場所。科學家的家人們主要負責料理生活方面的事務，營造家庭氛圍，甚至舉辦茶話會等類似于早期在家庭中舉辦的家庭聚會。19 世紀的很多化學和物理實驗室，在設計之初就規(guī)劃了研究區(qū)域和社交區(qū)域，并為實驗室主任及其配偶在實驗室中安排了專門的生活空間，將生活和工作空間融合在一起，構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家庭的空間，將家庭和科學研究連接起來。

更進一步，在公眾實驗室空間設計的過程中，家庭空間也是重要的靈感來源。如牛津大學的化學樓，它的設計模仿了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 的廚房。奧皮茨認為，這大概是因為兩種空間都有洗刷器皿的共性需求[3]125。

總之，在科學專業(yè)化的過程中，家庭這一空間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科學研究場所的前身。而且這樣的私人研究場所并沒有徹底地被新的實驗空間所取代，反而建構了公共科學研究場所的空間特征。家庭空間從特征、布局、功能等各個方面，擴展了科學知識創(chuàng)造的場所研究的范圍，構建了更加完整的科學實踐空間研究框架。

三、空間視角的科學史在科學史普及方面的優(yōu)勢

（一）科學知識地理學對科學史普及的貢獻**

正如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地理學打開了近代科學史研究中將科學活動的空間抽象化的黑箱，將科學實踐活動放在具體的情境中予以考察。同時，科學知識地理學也更加關注科學實踐活動的空間與其他社會活動空間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來的科學的發(fā)展歷史更符合公眾所熟悉的一般歷史發(fā)展的樣貌，因而也更容易被公眾接受。

從研究對象、研究方式來看，科學知識在空間中的生產和傳播都是科學知識地理學關注的重點。這里的傳播，既指科學知識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傳播，也包括科學知識面向公眾的傳播。利文斯通在考察科學知識的地理學時，主要關注的是文化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中對科學知識形成的影響。而除了文化之外，其他的政治、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地方性形成也產生了影響。

孫俊將科學知識地理學研究劃分為4個層次，考察科學、社會與地理之間的建構關系。其中，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討論的主要是科學研究及其組織與傳播的關系[6]。他認為，具體的科學知識的生產應是在不同地區(qū)進行的，且科學知識在傳播的過程中，科學實踐的主體、場所、目的等也都是地方性的?？梢哉f，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普及，是建構主義的科學史的諸多研究進路中的一種，體現了科學在形成過程中與公眾所熟知的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建構關系。

首先，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強調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在一定的場所下完成的，科學知識從實驗室走向社會公眾，其間有很多社會性的要素在起作用，例如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身份認同等。這些因素相較于實證主義的科學進步觀，或者默頓所強調的去社會性的科學家精神氣質相比，是公眾更容易理解的內容。

其次，科學知識地理學以地理位置的變化作為科學史考察的線索，對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和轉移過程進行研究，考察了包括家庭、宮廷等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科學實踐場所，將科學家爭取政治支持、彰顯身份財富等社會性的活動與科學知識的形成歷史結合起來，打開了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的黑箱，這與夏平和謝弗的研究理念基本一致。

再次，不論是科學知識地理學，還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在對科學形成的歷史的分析過程中，都引入了廣義上的社會學的分析方法，考慮到了社會在科學知識形成的歷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最后，科學知識地理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都關注科學知識的地方性實踐。尤其是那些不被傳統(tǒng)科學史研究關注的科學實踐活動和實踐場所。如在田野中，地方性知識完成對科學知識的建構；再如博物館中，展品的陳列和主題的設置對科學史文化傳播起到主動建構作用，等等。

（二）以空間為視角的科學編史策略

與建構主義的科學史編史策略相比，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研究對象更集中，對宏觀視野下的科學史書寫也更流暢。建構主義科學編史學專注于科學爭論等具體的案例研究，盡管在微觀歷史的描述中情節(jié)更豐富，內容更詳細，但是卻很難應用于對宏觀歷史的分析中?？茖W知識地理學以空間為主題，可以考察在較長的時間維度下，空間環(huán)境、價值觀、身份、社會形態(tài)、性別以及階級因素等在同一空間中或者不同空間的傳播中，對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行的建構，為在反輝格式科學史時代如何撰寫一部宏觀大歷史意義上的科學史提供了一種積極的嘗試，這也為公眾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理解科學史，進而理解科學的本質，提供了多元化的選擇。因此，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具有科普優(yōu)勢，為寫就一部符合公眾文化認同的科學史提供了豐富的可能。

具體而言，首先，科學知識地理學關注的場所不僅僅是實驗室，大學、宮廷、家庭、博物館、植物園等，一切與科學知識和自然界有關的人工景觀，都可以作為科學知識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進路的科學史與公眾熟悉的歷史文化背景更接近，也更生動，撰寫的內容也更容易被理解。

其次，科學知識地理學更加關注科學知識在地方性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修改，以契合當地的需求?；谶@種側重點的科學史撰寫策略，更多地關注到了類似于科學的社會史方面的知識，與公眾更為熟悉的諸如政治、文化和藝術等其他知識發(fā)展史認知間有更多的相似性，因而也更容易被公眾理解和接受。

最后，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豐富了宏觀科學史寫作策略。簡·戈林斯基（Jan Golinski）曾在《制造自然知識：建構論與科學史》（Making Nature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書的結尾中提到，當今科學史研究中，要想寫出薩頓時代那種意義上的宏觀科學史已經不可能了[10]。建構主義科學史曾因為專注于具體案例研究和科學爭論研究這樣的微觀科學史研究而被詬病，批評者認為建構主義科學史使得宏觀尺度下的科學史研究變得困難重重，在一定意義上消解了科學史的歷史學功能。而科學知識地理學進路下的科學史研究，似乎找到了具有宏觀歷史意義上的科學史編史策略。這樣的嘗試對建構主義科學史的發(fā)展意義非凡，也為公眾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科學歷史脈絡的可能。

四、余論

最后，筆者想討論一下《科學史講義》中譯本翻譯的問題。首先，三位譯者的學術背景分別是文學碩士、教育學碩士和翻譯碩士，似乎缺乏一定的科學史專業(yè)背景，因而在科學史的專業(yè)學術翻譯方面，部分詞匯的翻譯與已經廣泛使用的專業(yè)術語有所不同。如《科學史講義I》第一章“何為科學史”的第一個主題“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中，將“建構主義學者認為科學知識是人類構造的”這一句中的“constructed”譯為“構造”，而在建構主義科學史編史理論中，這個單詞作為一個基本概念，又譯為“建構”[11]。又如，《科學史講義II》第八章的題目，英文原名為“the field”，譯者譯為“外工作場”[3]153，這里直接譯為“田野”更符合科學史、科學知識地理學學科中，將田野作為科學實踐的場所之一的專有名詞的翻譯共識[5]43。其次，從科學史傳播的視角來分析這樣的翻譯差異，雖然對于科學史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讀者來看，多少有些不盡如人意，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考慮到本書實際上可以推動公眾了解科學史發(fā)展的最新進展，這些差異也許是可接受的。畢竟，讀者只有在先對科學史產生興趣之后才可能有接下來的進一步了解。當然，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知識脫離了其生產地后，在其他地方性空間傳播的過程中，多少都會受到這些地方性空間自身文化的影響。這也再次印證了文章引言部分對原書名中“companion”一詞的分析，即本書并不是一部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科學史著作，而是一部旨在呈現當代科學史研究的多元化主題和旨趣的指南。

通信作者：王哲，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科學史、科學文化與科學傳播。

①通常意義上來說，科學實踐的場所是指所有從事科學活動的場所，主要包括實驗室、博物館、天文臺等，近年來隨著科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那些在實驗室獨立出現之前進行科學活動的場所，如家中的廚房等，也被視為科學實踐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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