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仲賓日——探尋堯舜時代的天文密碼（上篇）

羲仲賓日——探尋堯舜時代的天文密碼（上篇）

《尚書》為儒家五經之一，其中的首篇，即《堯典》，記述了五帝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之君的唐堯（堯帝）的功德言行。《堯典》的第二段主要說了帝堯委派天文官通過觀測日月星辰運行制定歷法節(jié)令，與我國古代天文學有密切關聯(lián)：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乖世灏俟?，庶績咸熙?！?/p>

圖：清《欽定書經圖說》中的堯帝命官授時圖

羲和為遠古時代的天文歷法官，關于其記載可上推至黃帝時代，其時他們專門觀測太陽以確定季節(jié)。到了帝堯時期，羲和則承擔了觀測天象、制訂歷法、敬授人時的重任，可能也承擔祭祀天地的職責[《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秷虻洹酚涊d羲、和等四人被分派至東、南、西、北四地，通過觀察太陽與星辰運行，確定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的四時節(jié)令，以指導人民的農業(yè)生產與生活。以上的最后一句亦說明了當時的歷法，以366日為一年，平年十二個月，并通過設置閏月（閏年十三個月）以調和四時。

1、 四仲中星與天文測量

上文中提到的“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和“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分別指仲春與仲秋時節(jié)，即每年的春分與秋分，晝夜平分（日中、宵中），黃昏時（一般認為指午后六時，夏季可能稍晚）中天（過天子午圈）的星宿或亮星（稱“昏中星”）分別是“鳥”和“虛”。“虛”被認為是中國傳統(tǒng)星象劃分的四象二十八宿中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虛宿”（其距星為虛宿一，寶瓶座β），而“鳥”很多學者認為是南方朱雀七宿中的“星宿”（其距星為星宿一，長蛇座?），但也有觀點認為其僅泛指呈現(xiàn)“鳥”形態(tài)的朱雀七宿自身，或指星宿旁的張宿[《中國天文學史》]。

圖：南方朱雀之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指仲夏時節(jié)，即夏至，白晝最長（日永），昏中星為“火”，即位于東方蒼龍七宿中“心宿”(或其距星大火星，也稱商星，天蝎座?），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則指仲冬時節(jié)，即冬至，白晝最短（日短），昏中星為“昴”，即位于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宿”，也即指金牛座中著名的疏散星團——昴星團M45。

已有許多學者與文獻研究過上述四中星可能的觀測年代問題，通過當代天體測量學的“歲差”（由于地球自轉軸緩慢進動等原因，導致其南北極指向、天赤道與春分點位置等發(fā)生約26000年周期的變化，星體升落時間位置也相應改變）計算，假設《堯典》所記的天象屬實，則可回推其最可能的觀測年代。

下表1a為利用昏中星為星宿范圍，計算太陽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位于昴星房虛四宿時所對應的年代范圍（載于《中國天文學史》-上）；而下表1b則取自《中國古代天體測量學及天文儀器》的表2-1，是假設為四顆距星時準確推算的結果。無論如何，在遠古人們天文觀測精度有限的情況下，上述四仲中星的觀測年代應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夏商周三代之前，而由于在《尚書》成書年代無論中外都還未發(fā)現(xiàn)“歲差”現(xiàn)象（西方最早發(fā)現(xiàn)歲差的是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的喜帕恰斯，而我國則是東晉的虞喜），因此該天象應為實際觀測所得而非后人推演編撰。上述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羲仲賓日”并非純粹的傳說故事，而應源自歷史真實。

表1a（取自《中國天文學史》-上）

表1b（取自《中國古代天體測量學及天文儀器》）

上述關于觀測日出位置變化與昏中星確定時節(jié)，乃至利用圭表測影等，在堯舜時代的真實存在性均有充足證據(jù)。位于山西省南部臨汾的陶寺遺址，已被普遍認為是公元前2000多年時繁盛的“堯舜之都、地中之國”。其中在本世紀初發(fā)現(xiàn)了“觀象臺”遺址可通過觀測東升的太陽進入特定柱縫來確定多個節(jié)氣，而帶刻度“漆桿”的出土更說明當時應已開展圭表日影測量[陶寺ⅡM22漆桿與圭表測影]。

圖：清《欽定書經圖說》夏至致日圖

圖：山西陶寺觀象臺（根據(jù)考古結果復原）與出土“漆桿”

下面我們采用公元前2200年為《堯典》所記星象的觀測年代，利用Stellarium星圖軟件模擬在當年仲春（取太陽直射天赤道即赤緯為0°之日，4月8日）黃昏時的南方天空。觀測地點定為賓日可能的地點（嵎夷-旸谷）之一的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qū)旸谷山（地理坐標：北緯37°17'47.3"、東經121°49'16.31"）?？梢姛o論星“鳥”是指整個朱雀七宿，亦或指星宿、張宿，乃至其中的距星（星宿一），在當時的目視測量精度下應均符合《堯典》記載。

圖：利用星圖軟件Stellarium模擬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仲春黃昏后的南方天空（未顯示地球大氣層），可見昏中星正是星宿、張宿及南方朱雀之象。

2、 羲仲賓日之地考

以上《堯典》的記載中，天文官羲仲被分派到東邊的“嵎夷”之地，至于日出之處“旸谷”。他在仲春（春分）的早晨，測候太陽的升起時間與方位，即“寅賓出日”，具體可能通過立桿測量日出時影子的指向辨正東西方向（春秋分時太陽正東升、正西落）；類似于分至南北的羲叔與和叔，在春分及其前后的正午也可能進行立表測影，以精確判定時節(jié)更替；而在黃昏之時，則觀測昏中星“鳥”（具體見上述），亦可能包括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來確定仲春時節(jié)（沿至后世《夏小正》的星象記述，及《鹖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

圖：利用星圖軟件Stellarium模擬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仲春黃昏后的北斗七星，可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由于“歲差”影響，當時的天北極最接近右樞（天龍座?），而北斗七星離天極較現(xiàn)在更近，因此常年顯著易見，為古人所特別關注。

歷來關于羲仲賓日的具體地點——嵎夷、旸谷，各方專家學者和各類書籍文獻有著各不相同的觀點。嵎夷，雖然早期有觀點認為可能在今天的遼西、遼東、朝鮮甚至日本，但現(xiàn)今大多國內學者已普遍認為其應在今天我國的膠東半島東部，古時的東夷地區(qū)。近年也有學者利用史書、輿地、方志等多種文獻及近年的考古發(fā)掘資料，認為嵎夷位于登州說比較接近事實，登州以今文登為中心，西至蓬萊、棲霞、海陽一線，東北南至海[“嵎夷”“旸谷”位置考辨]。而登州亦是元初天文學家郭守敬等主持的“四海測驗”的觀測地之一。

而至于羲仲賓日處“旸谷”的具體位置，一般認為其指太陽升起（日出）之處，有“日出旸谷天下明”的說法。對于一定緯度范圍的人們來說，感覺上越向東太陽升起得越早，因此“旸谷”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qū)無疑。但由于記載不詳且歷史上有不同的解讀，因此落實到山東半島地區(qū)，則有著多個可能的地點。以下列出其中部分（可能不全），按地理緯度大致自南至北為序：

（1）江蘇省連云港市海州區(qū)：東晉郭璞認為“湯谷（即旸谷）之地”就在“東海朐縣界”，朐縣為秦置的古縣名，即今連云港市海州區(qū)。其間有著名的將軍崖巖畫，其中有幅“天象圖”[《中國天文考古學》]，可能是上古羲和族人祭祀太陽神之地。

（2）山東省日照市天臺山：參見《山東天算史》。山中有“湯谷”，山上有祭祀太陽神的遺跡，其北有堯王城遺址、兩城鎮(zhèn)遺址。另外在日照市莒縣陵陽河還出土了大汶口文化刻符陶尊，其中的“日火山”（專家解譯為“旦”字）可能表明了古人通過觀測山頭初升的太陽來授時紀歷（“山頭紀歷”）、并祭祀太陽，同樣在莒縣還采集出土了契刻在陶尊上的柱狀斗杓形北斗陶符。

圖：大汶口文化黑陶尊上的符號圖案

（3）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qū)瑯琊臺：據(jù)考證建造時間在秦漢、甚至是堯舜時期，可能是迄今已知的地面上遺跡尚存的我國最早的古觀象臺遺址，具有“觀日出、定時節(jié)、望云氣、祭祀四時”等功能，秦漢時期山東半島地區(qū)的“八主”（“八神”）祭祀中的四時主祠即建于瑯琊山上。在瑯琊臺上可通過東側海上靈山島山頭觀測夏至日日出。[天文考古調查報告]

圖：瑯琊臺

（4）山東省煙臺市棲霞市方山：山似祭壇，有石壘砌堆疑似祭壇、石龍。山腳下有楊家圈遺址，周邊有“旸谷村”。

（5）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qū)界石鎮(zhèn)旸谷山：將在本文的下篇詳述，另參見[尋找羲仲賓日處]。由于文登旸谷山與煙臺牟平毗鄰，臨近昆崳山系，且威海舊屬煙臺，因此其他關于旸谷在煙臺東部、昆崳山附近的說法亦可粗略歸于此條。

圖：旸谷山日出

（6）山東省威海榮成市成山頭：參見[嵎夷、旸谷地望考]。成山頭建有秦漢“八主”中的日主祠，《史記·封禪書》：“八神… 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曾出土過秦始皇東巡時祭日的禮玉器。但由于其東側非常靠近大海，且海上無島嶼等可供辨識太陽升起的標志物，因此可能僅有祭日功能而無法測日。[天文考古調查報告]

圖：位于山東威海榮成市成山頭的日主祠

綜合分析后，筆者認為，僅依據(jù)天文學判據(jù)（合理考慮古人觀測誤差、對《堯典》四中星解讀的異議、及上述可能的“旸谷”候選地地理位置較接近等），現(xiàn)階段很難對旸谷的具體地點位置在山東半島這個依然較小的范圍內進行更細致的判斷。對四仲中星的觀測在膠東半島地區(qū)范圍內均可實現(xiàn)，堯舜時代古人的目視觀察與記錄精度絕無法與后世更別說現(xiàn)今的天體測量精度相提并論。另外在春秋分時更是無法像夏至、冬至那般通過對日出精確方位的測定來確定當?shù)氐牡乩砭暥龋捍呵锓謺r太陽均為正東方升起，與觀測地地理位置無關；而兩至之時太陽的升落方位角度則與緯度有關：

cos A(太陽方位角) = -sin(??太陽赤緯) / cos(?地理緯度)，

但此值的較小差異顯然只能通過人造觀測設施（如陶寺觀星臺）而非“山頭紀歷”才可能實現(xiàn)。當然，在春秋分之時通過立表測影的方法測量正午時太陽高度理論上倒是可以推知地理緯度，兩分時正午太陽的地平高度為：

h(太陽地平高度) = 90度- ?（地理緯度），

但是史籍中似無此相關記載可供推證，且地理經度亦不可知。

當然，若考慮堯舜之都山西陶寺的地理位置，假設羲和所赴之東南西北四地應位于“地中”（陶寺觀象臺）的正東南西北四方，賓日之地若位于臨汾陶寺正東，則瑯琊臺似乎更為接近，更接近的位置還有黃島區(qū)嘴嘰頭（見下圖示意），但考慮誤差范圍，緯度相差不過幾度，其南北之地亦有可能。另外，與東方相對應的西方“昧谷”據(jù)考證可能是今陜西省眉縣（古郿縣），其地理緯度相較陶寺則偏南，看來以此似并不完全足據(jù)。

圖：以山西陶寺遺址同緯度劃線示意圖

此外，筆者亦認為，僅憑現(xiàn)有在上述膠東半島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尤其是其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遺存、墓葬，及秦漢時期的祭祀證據(jù)等，也很難與羲仲賓日的史實直接關聯(lián)起來。而各地區(qū)、山、谷、村莊等與“旸谷”相關的地名記載等，可能說明其地附近或所來之民曾發(fā)生過與“賓日”有關的活動，亦或沿承自祖先的傳說，但暫時也無法單獨據(jù)此對賓日之地下確切的結論。

今年的春分為**2024年3月20日（周三）**北京時間上午11:06。屆時，筆者將與其他同仁一道親赴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qū)界石鎮(zhèn)的旸谷山，模擬重現(xiàn)4000多年前古人對太陽與星辰的天文觀測場景，探尋“羲仲賓日”可能的真相。同時，我們將更加綜合的分析這一堯舜盛世的偉大事件并展望其探究前路，

敬請關注 “羲仲賓日——探尋堯舜時代的天文密碼（下篇）”。

致謝：感謝國家天文臺黎耕老師、山東大學（威海）張德蘇老師、威海旸谷文化研究院于民永老師的有益探討與指教！

主要參考資料

[1] 《尚書》 中華書局

[2] 《中國天文考古學》 馮時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 《中國天文學史》 陳遵媯，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中國古代天體測量學及天文儀器》 吳守賢、全和鈞 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5] 《中國古代天文學家》 陳久金 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6] 《山東天算史》 傅海倫 著，山東人民出版社

[7] ““嵎夷”“旸谷”位置考辨”, 張德蘇，海岱學刊.2019(01)

[8]“尋找羲仲賓日處”，陳宏青、楊甜藝，走向世界，2013(19)

[9]“嵎夷、旸谷地望考”，劉鳳鳴，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4月第26卷第2輯

[10]“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觀測遺跡功能討論”, 江曉原 等，考古，2006(11)

[11]“陶寺ⅡM22漆桿與圭表測影”，黎耕、孫小淳，中國科技史雜志. 2010,31(04)

[12]“中國古代遺址的天文考古調查報告——蒙遼黑魯豫部分”, 孫小淳 等，中國科技史雜志. 20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