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梁墊”與木“櫨斗”

1 引言

木構古建是建筑史學界著力研究的重點。目前，我國公認的唐代木構建筑僅四~五座，分別是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佛光寺東大殿、芮城五龍廟（又稱龍王廟、廣仁王廟）、平順天臺庵、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等，數(shù)量有限。

我國隋唐以前的地上木構建筑無存。故探究隋唐之前古代木構建筑技藝特征、科學成就，成為我國建筑史學界責無旁貸的重任。

可喜的是，與建筑歷史研究休戚與共的我國考古學界進展迅速。尤其是近三十年多來，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這些成果多與古建筑相關，或為墓葬建筑，或是建筑遺址、大遺址等。且零星出土的古建筑木構件考古資料，時有所聞。因此，整合建筑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其它相近學科各自的優(yōu)勢，必將是多學科拓展的共同需求。

下面舉一些小小的實例，聊作說明。

2 木“梁墊”？木“櫨斗”！

宋代李誡編著的建筑學巨著《營造法式》所載我國古代木構建筑的技術特征，可分為幾方面內(nèi)容：

大木作：斗栱、立柱、梁枋、腰檐及平坐等。

小木作：墻壁裝飾、帷幄、家具、隔斷等。

其他：屋頂（包括屋脊、鴟尾）、臺階及柱礎、窗戶等。相關詳細內(nèi)容，《營造法式》中均有明確的記載，此不贅述。

而大木作中之斗栱，可謂我國古代建筑中最令人矚目、引人入勝的構件之一。然而，對斗栱之產(chǎn)生、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我們卻所知較少。因此，一直以來多有研究者投身其中，新說迭呈。

目前，建筑史學界關于斗栱的起源研究論著較多1），以著名建筑史學家陳明達先生的成果為代表。早在1966年出版的《應縣木塔》一書中，陳明達先生就認為應縣木塔的內(nèi)槽斗栱，其“斗栱結構，與原始的井干、懸臂結構有繼承發(fā)展的關系。它們在結構上一細致，一粗糙。在形象上一是經(jīng)過藝術加工，另一個不作藝術加工。一是發(fā)展改進后的形態(tài)，另一是原始形態(tài)”2）。此論發(fā)前人所未見，真正石破天驚。

那么，實際的木構斗栱，到底是何時出現(xiàn)在我國古代建筑上？目前，可見到的最早建筑用木斗栱實物，又在哪里呢？

劉致平先生認為，最早的斗栱形象見于戰(zhàn)國銅器如鈁盤等花紋上3）。

劉敘杰先生認為，雖西周銅器上已出現(xiàn)斗栱形象，但與建筑實際差距甚遠4）。戰(zhàn)國時期中山王國銅制方形幾案（圖1），出現(xiàn)斗子蜀柱，斗栱形象已較為成熟，表明數(shù)百年后斗栱的發(fā)展。

圖 1 銅方案

（來源：《建筑史論文集》第 5 輯第 40 頁圖 10 ）

還有研究者認為，斗栱在戰(zhàn)國以后才真正出現(xiàn)在我國木構建筑中5）等。

實際上，據(jù)考古學資料，戰(zhàn)國中山國建筑中已采用陶斗，且形狀各異，后世常見的各類斗幾乎均有（圖2），如櫨斗（最大長19.5、寬16、高9厘米）、平盤斗、交互斗、丁字口櫨斗等。其中一陶斗出土時尚殘存已炭化的長條形木塊，可能是木栱的殘段。“這幾件陶斗皆為建筑上的實用構件，但尺寸較小，不可能用于大型建筑上，可能是當時官署一級的門樓建筑或門前磚、石小闕上的用斗，而且其裝飾重要大于實用。其中，兩件稍大的陶斗似為柱頭上的櫨斗，小型陶斗似為散斗。至于當時大型建筑上的斗栱，應該以木質為主”6）。雖為陶斗，但資料完備，斗栱類型多樣，可借以說明當時建筑上使用的木斗栱形制應較為豐富，發(fā)展至漢代當更為成熟。這一推論，可以得到考古資料的有力佐證。

圖 2 陶斗圖

（來源：《文物》1989 年

第 11 期第 81 頁圖二）

目前，已發(fā)現(xiàn)數(shù)例漢代木櫨斗實物考古資料。例如，甘肅居延漢代鄣遺址，南側墻下發(fā)現(xiàn)有燒毀墜落的木柱、斗。木柱八角形，上端圓榫上插一櫨斗，約西漢中期7）。

南京博物院主持發(fā)掘的高郵神居（即天山）山漢墓（現(xiàn)展出于揚州漢廣陵王墓博物館），考古工作者定其為西漢中晚期廣陵王劉胥夫婦合葬墓，墓中出土有木櫨斗，分斗耳、斗平、斗欹三部，斗欹有8）。

最近，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南昌市新建縣大塘坪鄉(xiāng)西村墎墩山古墓（考古工作者斷其為漢廢帝、昌邑王劉賀陵墓），發(fā)現(xiàn)了漢代木質斗栱，其木櫨斗同樣有斗耳、斗平、斗欹三部9）。

公開發(fā)表的資料中，新疆羅布泊樓蘭古城遺址出土的兩個木“梁墊”，引起了我們的特別關注。發(fā)掘報告認為：“木梁墊2件。平面分方形和圓形，用作梁柱支墊物。標本C∶197為方形，上端為墊面，中間有徑8厘米的圓孔。下部中間刳空。通長34、寬26、高17厘米（圖四一。本文圖3，筆者加注）。標本C∶196為圓形，由頂面向下分四層逐漸擴大，頂面中心有徑7厘米的圓孔，底部也刳空。頂面直徑18、底徑24、高17厘米（圖四二。本文圖4，筆者加注）”10）。即這是兩個可能與建筑有關的、用途確切的木“梁墊”，中心均有孔。

圖 3 方櫨斗

（來源：《文物》1988 年

第 7 期第 13 頁圖 41）

圖 4 圓櫨斗

（來源：《文物》1988 年

第 7 期第 13 頁圖 42）

實際上，在建筑史學者眼里，此非兩枚簡單的木“梁墊”，而是兩種方形、圓形木質櫨斗（當然，廣義而言，斗栱確實是梁架與立柱之間的木墊塊。然木墊塊不一定是斗栱，斗栱可謂是特殊形制的墊塊）！我們只要將這兩個木“梁墊”倒過來，頂面與底面對調(diào)，就可以輕易發(fā)現(xiàn)這一問題。如方形櫨斗，斗欹有，長34、寬26、高17厘米，比例4∶3∶2，底部中間有徑8厘米的圓形卯眼（圖5）。圓形櫨斗，頂徑24、底徑18、高17厘米，由頂面向下分為四層逐漸小，斗耳、平與斗欹渾然一體，底部中心有7厘米的卯眼（圖6），利于立柱榫頭插入，以保穩(wěn)固。

圖 5 方櫨斗

（來源：《文物》1988年

第 7 期第 13 頁圖 41 處理 ）

圖 6 圓櫨斗

（來源：《文物》1988.7p13 圖 42 處理圖）

目前，有關漢代櫨斗立體形象的考古資料不少。磚石質櫨斗，在漢畫像石墓、漢闕、石祠、建筑明器中較多。例如，山東泰安大汶口漢畫像石墓，門的中柱八角形，每面寬14、高48厘米，柱上刻斗，斗高30.5、寬47、厚47厘米，斗平高15、欹高15.5厘米，柱下端鑿成覆斗式11）。

山東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柱上，“大斗耳、平與欹的比例幾為一比一，斗欹有明顯的內(nèi)”12）。

四川平楊府君闕櫨斗方形，外表浮雕獸頭13）。四川三臺郪江崖墓群中胡M1后室中心柱的斗栱為兩層方形櫨斗，屬于東漢晚期14）等。而畫像磚石、壁畫等形象資料中的漢代斗栱，蔚為大觀15）。但象新疆羅布泊樓蘭古城遺址出土的木斗栱實物并不多見，或許有相關資料但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重視。

綜上所述，漢代櫨斗的平面多為方形或矩形，也有圓形；斗身與斗欹高度一般已較為接近。斗欹通常為曲線，也有其他形式（直線、二折線）等，《營造法式》所記載的方形、圓形櫨斗均有。唯《營造法式》斗之“耳”、“平”、“欹”權衡固定為4：2：4，規(guī)則、一致（圖7）。而沒有統(tǒng)一制度化的漢代櫨斗造型，卻是別樣地豐富多彩。

圖 7 《營造法式》方櫨斗大樣

無獨有偶，在《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一書中，圖版61“木雕的柱子底座”，圖版62a“刻有花紋的木質柱頭”、c“燈臺底座”，應該為斗。其中，圖版61原件尺寸達52.5×51平方厘米，實際應當是雕刻精美的方櫨斗。同書圖版62中，“柱頭”a原件尺寸上沿25.1×24厘米，下沿19.1×17厘米，高7.3厘米；“燈臺底座”c原件尺寸上沿16.4×17.2厘米，下沿12×12厘米，高11厘米（圖8）16）。可見，“柱頭”a、“燈臺底座”c卯眼用途明確、下部斗欹曲線明顯，應是方櫨斗?？上У氖?，由于書中缺少側面、頂面圖照，難以深究下去。

圖 8 木雕 a、c

（來源：《新疆——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

圖版 61局部旋轉 180 度）

綜上所述，考古資料中無足輕重的木“梁墊”，搖身一變，成為了我國建筑史學科中目前最早的木櫨斗建筑實物！或許，據(jù)此可見考古學與建筑史學等相關學科協(xié)力研究之必要。因之只要我們堅持學科交叉、開闊思路，類似發(fā)現(xiàn)一定不會少。

3 一點思考

我國隋唐之前的木構建筑實物無存。或可斷言，在我國境內(nèi)，不存在今后發(fā)現(xiàn)整棟隋唐之前木構古建筑的奢望。有關我國隋唐之前的建筑形象、大木構架方式及做法、外部構件樣式、內(nèi)部裝飾手法等，較難得到全面、實際的認識。

退而求其次，建筑史學界希望能夠看到盡可能多的隋唐以前的古建木構件，以窺見、探究我國早期古建筑全貌。要達此愿望，只能借助于考古學資料（此外，我們也可以就日本、韓國、印度等鄰國現(xiàn)存的早期古建實物，進行部分的借鑒與探究）。

因之，我們必須依靠各類建筑遺址考古資料，深入探究古代建筑平面形制、結構方式及其可能的空間形象；從出土的各種建筑構件，尤其是木質建筑構件中，研究其建筑技藝；從壁畫、畫像磚石等圖像資料，以及石闕、石祠堂、石槨甚或銅器等加以分析與說明。毫不夸張地說，離開考古學的早期中國建筑史研究無法想象，也是難以進行的。

因此，陳明達先生認為，研究唐以前的建筑，要依靠考古發(fā)掘資料，研究漢代及漢代之前的建筑，更不得不以考古發(fā)掘的資料為主要實物17）。

目前，考古學式的建筑歷史研究方法，中國建筑歷史學界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18）。譬如，傅熹年先生、楊鴻勛先生等秦漢以前我國古代建筑史研究多有建樹，做出了突出的成就。當然，建筑史學研究任重道遠，我們必須及時了解、把握、汲取各學科，尤其是考古學科的新成果，永不停步。

綜上所述，考古學資料是我們進行我國隋唐之前建筑史研究的基礎與橋梁，也是我們必須深入發(fā)掘的寶庫。而考古學資料的準確與否，某種程度而言，決定著我們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科學性。

例如，就前文所舉木“櫨斗”實例而言，若考古資料斷代準確無誤，那么這可是目前所見到的我國最早的木櫨斗實物，在建筑史學科可謂重大發(fā)現(xiàn)，意義非凡。而一旦考古資料斷代有誤，則建筑史學界討論的基礎，都存在著相當?shù)膯栴}。由此，要推進我國隋唐之前的建筑史學研究，就需要時刻緊跟考古學科的進展，及時汲取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與此同時，要拓展、提升我國考古學科的視野，也必須結合相關的文、理、工學科，如歷史學、文化學、民俗學，尤其是屬于理工學科的建筑史學、地質學、測量學以及現(xiàn)代科技等，方能拓展學科、減少失誤，避免謬誤。多學科的相互融合、促進，定能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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